【本報訊】據中央社2004年11月報導，宋代的司法很先進，刑法講求證據、權利和各種上訴制度；民法中財產法規更是發達，甚至還有夫妻分產制度，只可惜到明代被取消，一直到近代台灣才恢復。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柳立言表示，中國古代民刑不分、士大夫缺乏法律知識。宋代的司法很進步，只可惜案件太多漏洞百出，空有法治理想，缺乏法制配合。

柳立言表示，宋代墓誌的特點是，充滿科舉新貴與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和生活風貌，注重生活、個人與家族的關係和社會活動，從上層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立墓誌，與唐代大不同，而且從墓誌的寫作方式與態度、身份、作者、讀者等因素出現許多變化，使得後人更能從中體會與佐證宋人生活的多樣化。

從墓誌獲得許多考證，更加確立宋代先進的司法制度，柳立言指出，從刑法來看，審與判由不同司法官負責，講究物證和醫學證據，絕非犯人認罪就結案，而且絕對不許刑求，判決前若人犯喊冤，則立即分司別勘，由其他不同司法官員審判，一年內無法結案時，則由縣上送州、路 (地方監司)，或中央刑部審判。如果判決後犯人不服，還能循層級上訴，最後由皇帝定奪，有趣的是，當時的社會篤信天人感應的宇宙觀，認為天災是人間冤屈所致，因此經常有大赦和錄囚等措施。

宋代的民法更精彩，財產法規非常發達，柳立言形容，不但田地的買賣抵押和契約法規周全，甚至衝擊傳統的家族制度，例如夫妻同居而不共財，婦女享有較高的財產權和繼承權，如果婦女當初的嫁妝是大筆田地，婚後照樣得繳稅，並非併入夫家，顯見當時男女平等的觀念非常進步，可惜到明代被取消了。

而宋代民法更重要的是制定嚴密的司法程序，例如須由書舖 (代書)寫訴狀，書舖可以代為調解兩造、書證辯偽，同時規定每年2月1日到9月30日農務繁忙，期間不得受理農戶有關案件，但到南宋時更改，以避免豪強欺侮農戶；訴狀送進衙門，門口有專人開拆 (檢查是否合乎規定)，亦可再進行調解。

法治觀念的進步帶動科舉考試將法律列為必考，宋神宗時，考中新科明法，就可立即任命為地方的基層司法官員，考中進士科反而要候選，造成「天下爭誦法令」。柳立言強調，可惜的是，宋代的司法與行政混合，處處受制於行政，法令繁多且修法頻繁，造成「搖手舉足輒有法令」、「用法之際，官不暇遍閱，吏因得以容姦」；縣令們終日埋首案件，只好依賴吏人協助，而最基層的吏人低薪易受賄，往往混淆了縣令的審判。